☆学术讲座☆
时代的文体·真实的文体·人民的文体
——对中国报告文学的再认识
张陵
张陵
【评论家简介】张陵，文学评论家，曾担任文艺报副总编辑、作家出版社总编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
一、时代的文体
今天没有人能够否认报告文学是一种与时代关系非常紧密的文体，是时代的文体。
不过怎样认识报告文学的时代性，还可以继续深化。从报告文学的发生史就可以看出，报告文学产生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世界大变局的年代。推动这个历史大变局的思想力量显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及蓬勃发展；工人阶级作为新兴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社会矛盾冲突不断激化，阶级斗争空前激烈。世界资本主义彻底暴露出腐朽没落的面目，世界社会主义却摧枯拉朽，蒸蒸日上。这个大变局，也催生了一种更加真实地反映这种经济社会变革的文学文体，这就是报告文学。这个文体的诞生，虽然还很弱小，却有一种思想力量，撕开了资产阶级文学那种虚伪虚弱和虚构的面纱，打破了资产阶级文学所构筑的人性梦幻，动摇了资产阶级文学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还给人民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真实的人生。我们从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瞿秋白《赤都心史》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思想的力量，也感受到一种新的文体的时代气息和时代的活力。
报告文学向中国传入并让中国文学接受是一个必然性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深刻影响下，中国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组建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也开始了新的历史进程。很显然，一种具有鲜明的革命精神的文学文体，也顺应时代的潮流为中国文学，特别是革命和进步文学所认知。实际上，当时整个中国文化的“革命性”主要体现在全面接受西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学的启蒙，因此，文学上的一个新文体的出现，并不会造成什么大的动静。直到夏衍的《包身工》写出了中国工人的悲惨生活和苦难命运，第一次展示了报告文学触目惊心地反映现实的锐意和表现时代思想精神的批判力量，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报告文学这个文体得不可小觑。
革命的时代把一种革命的基因，也就是红色基因注入到报告文学的文体之中，形成了报告文学的革命精神血脉，报告文学那种能量与力量，正是来自于这种基因、这股血脉。而一场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壮大，也强有力地把报告文学推向时代精神的高地。在和中华民族一道积极参与抗日战争的伟大斗争中，报告文学最终走出了“启蒙”文学的圈子，成为了救国救亡、争取民族解放的文学，不仅真实、深刻、全面反映了中国人民丰富的抗战现实和伟大的抗战精神，而且赓续了红色的血脉，走向人民群众，以大批优秀作品，打造出一个坚实的时代文体。
报告文学思想的跨越式进步，必须归功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问世。这次座谈会的问题导向是要解决当时的延安文艺工作者的文学方向和思想认识上的一些问题，但《讲话》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学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人民群众是文学艺术主角的思想，第一次深刻揭示了革命文艺与时代与生活与人民的基本关系，为中国革命文艺奠定了正确的方向，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讲话》的意义远远超过解决一些创作上的具体问题。
作为带着红色基因、流淌着红色血脉的中国报告文学，是《讲话》精神最大的思想受益者，也是文学服务人民、服务时代的最重要的践行者。《讲话》以后，中国报告文学虽然在中国文学还只占据了轻骑兵的位置，但这个文体实践所积累下来的文学思想，却比任何一个文体都热情、都快速地融入正在到来的新中国文学的格局中。如果说，新中国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主要成就在小说、诗歌中实现的话，那么报告文学则以产生了如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王磊与房树民《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那样的作品，展示了这个文体在新时代文学格局里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报告文学的好时代，应该就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以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理由《扬眉剑出鞘》为代表的报告文学和小说、诗歌等文体一起共同发力，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勇敢地拨乱反正，批判“文革”，反思历史，拥抱时代，欢呼改革，讴歌人民，共同把中国文学的思想推向时代精神的高地，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一个黄金时代。报告文学在这场文学革命中的突出表现，特别是在反映现实方面的优势，有效地调整了中国文学的传统格局——报告文学的作用得以大大强化。
当中国改革深化，社会各种矛盾复杂以后，小说和诗歌开始出现力不从心的疲态，不得不绕着现实矛盾走，不得不机智地“内化”“纯文学化”的时候，只有报告文学仍然诚实地面对现实矛盾冲突，厚道地反映时代生活的问题，真诚地纪录着人民群众如何破解困局的艰难奋斗。报告文学迎着时代的风雨，近乎孤军式的直逼生活矛盾冲突最剧烈的深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看到，只有报告文学挺立在现实生活的第一线，而其他文体则在圈子里头享受着“纯文学”带来的甜头。也许，这就是报告文学的宿命。作为一种时代的文体，报告文学必须面对现实才有意义，只有面对现实才有自身的价值。所以报告文学不能寻找退路，因为没有退路，无路可退。世界上有“纯文学”的小说，也有唯美的诗歌，但没有“纯文学”和“唯美”的报告文学。可以说，报告文学是被时代逼着、吸引着、冒着磕碰受伤的风险，挺立在现实生活的潮头。当然，时代给予报告文学的真诚与回报也是丰厚的。经过近三十年的打拼，中国报告文学不再是文学的轻骑兵，而是成长壮大，成为一支靠得住、打得赢的文学生力军，甚至在很多时候，起到了文学主力军的作用。从报告文学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报告文学的优势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这个文体比其他文体更主动地直面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更自觉地紧跟时代，更多地赓续历史的精神。
进入新时代，中国报告文学积极反映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积极参与反映国家脱贫攻坚、建设小康社会、乡村振兴、走共同富裕道路等国家“民生”战略的实施，再次承担起文学反映现实的艰巨任务。报告文学以大批优秀的作品，描写了中国“摆脱贫困”的伟大历史进程，表现了中国人民在啃“最后一公里”硬骨头的斗争中的坚强意志和奋斗精神，反映中国全面实现和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风貌，进而反映中国位世界反贫困斗争提供的可行的中国方案。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报告文学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文学反映现实的“报告文学时间”。王宏甲《塘约道路》、何建明的《那山那水》是这个“报告文学时间”最有概括力、最具代表性作品。前者表现了人民群众用“重新组织起来”的创举摆脱了贫困，同时找到一条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后者则从“两山”理论发生地入手，传递了一个绿色发展新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的信息，展现了美丽乡村、美丽中国建设的美好前景，揭示了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而在这个时间段里，我们看到，整个中国文学似乎只有报告文学才能真实，才有能力反映现实、表现时代。报告文学成了文学的主角。这个“报告文学时间”确实值得我们多方面去言说。
报告文学不仅收获了反映现实的令人嘱目的实绩，也收获了自身文学思想的进步与创新。当中国报告文学经历了“民生”斗争考验以后，显然坚定了自己对时代的认识和判断，那就是“民生”正在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在改变着中国文学格局。也就是说，一种以“民生”为精神之魂的时代文学正在形成。
二、真实的文体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只有真实反映生活，报告文学才有认识世界的思想，才有改变命运的力量。早要报告文学的发端时期，真实就作为一种先进的思想和进步的文化，揭示了现实的真相，让人真正认识生活，认识现实，认识时代，认识人生和人的命运。在那个阶级斗争的时代，真实引导人们更清醒地批判现实，更深入关注无产阶级的生活真相，更深刻认识无产阶级和低层人民通过反抗压迫争取解放从而改变命运。尽管报告文学的兴起不是针对占文学主流的虚构文学，但人们意识到，这样一个时代，真实比虚构更重要，更有批判精神，更有先进性，更代表着文学的方向。
报告文学最初受到新闻“真实”的影响。事实上，早期的报告文学经常很难刻意地从新闻的一些文体中剥离出来，直到现在，新闻仍然在深深地影响着报告文学，就象新闻同时影响着其他文学文体一样。不过，现在的报告文学思想家们更看重报告文学进入中国以后的中国化进程，更多地去关注这个文体在中国化进程中与中国的史传文化传统的联系，看到中国的纪实文学与报告文学在文体上的紧密关系。因为都是追求真实，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有着天然的共识。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报告文学，就是中国纪实文学的时代版。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告文学的真实，不是新闻的“真实”，不是科学的“真实”，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果真”，而是文学的“真实”。报告文学的文体，就是一种纪实文学的文体。理论批评界关于怎样看待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一直争论不休。其实，很可能是个伪命题。
作为“泊来品”的报告文学“中国化”的实践资源是中国人民的现实斗争，是注入报告文学肌体的“红色基因”。而中国先进的思想对报告文学思想的进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导了报告文学“中国化”的正确方向。《讲话》把文学的“真实”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高度来认识，提出了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必须是文学的主人公。文学应该反映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生活的精神，反映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主流生活。这是文学的任务，也是文学进步的动力。只有这样的文学，才是“真实”的文学。这种理论创新的观点，从思想根本上有力地支持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提升了报告文学的境界、格局和品质。如果没有《讲话》，报告文学的“中国化”进程就无法进行下去，更无法实现。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告文学是《讲话》的最大受益者。在《讲话》精神指导下，建立在反映论为思想基础上的文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和基本关系，深刻揭示了报告文学的思想规律和创作规律，完全合符报告文学的创作实际和创作精神，更是深刻揭示了报告文学“真实”的本质。如文学基本关系揭示的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民的丰厚内涵，顺理成章地融进了报告文学的精神血液里，奠定着报告文学的思想基础基调，调整着报告文学的方向。这就是报告文学“中国化”的生动过程。因此，我们说，报告文学的“真实”是渗透着中国人民生活、中国人民精神的文学真实，是有着鲜明问题导向的文学真实。
报告文学正是以“真实”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新时期文学运动。小说也是以“真实”揭露和批判时代的虚假性和非人性，以“真实”直面真实的人民生活和人民斗争，并由此呼唤文学的现实主义，呼唤人性的复归，占据时代的思想的高地。不过，当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冲突加剧的时候，所谓的现实主义小说实际上已经在回避现实，寻找一条绕开现实矛盾的发展思路。这条路是找到了，也意味着小说守不住“真实”，退出了“真实”。只有报告文学还在努力地守望着“真实”，直面着经济社会种种尖锐的问题，并继续以“真实”推动着自己思想的进步，并很快在反映现实方面与小说拉开了距离。
报告文学在坚持文学基本关系上最鲜明、最坚定、最忠实。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关头，报告文学挺身而出，直面现实矛盾冲突，呐喊出人民真实的心声，表现人民的真情实感，报告国家经济社会真实的进步与发展，反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真实历史进程。现实斗争的“真实”、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破解困局的“真实”，给人民以鼓舞，给人民以思想，给人民力量。同时，“真实”也赋予了报告文学时代的品质、时代的话语和时代的思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报告文学基本实现了“中国化”的历史使命，报告文学的中国思想、中国精神、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正在形成，有能力承担起反映中国现实文学主力军的任务。特别是参与了国家的脱贫攻坚战的锻炼考验后，中国报告文学的这一作用得到了明证。
报告文学反映现实比任何一个文学文体都真实到位。虽然报告文学还没有建立起自己完备的理论体系，但报告文学作家们早已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用时代真实和务实性表达与虚构文学的现实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知道，文学反映现实是文学基本关系必然要求。虚构文学反映现实，通常是通过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完成。如果我们认识到现实主义的“虚构”目的并不是让文学抵达现实而是让文学抵达人性道德、人的价值、人性批判的人的哲学的话，那么便可知道，现实主义的“真实”有相当不真实的成份，从根本上说是无法抵达“真实”，也没有打算抵达“真实”。而报告文学并不没有“现实主义”，但却能真实地反映现实，实现真正的“真实”。如果报告文学还有什么“主义”的话，权且可以叫“务实主义”。
中国文学正在形成这样的格局，即“真实”的文学已经有资格与“虚构”文学进行对话。直到今天，“虚构”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学主导力量，文学“脱实向虚”的倾向也一直相当突出。事实证明，文学不仅需要脱实向虚，更需要脱虚向实。文学不仅要仰望星空，更要融入大地。报告文学作为一种“脱虚向实”的文学，正好化解了文学过度虚化产生的时代性问题，弥补了当代文学长期务实不足的缺陷。事实上，对话并非报告文学“真实”的目的，报告文学志不在此。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文学”通过报告文学的实践，正在逐步形成，并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也更深刻地意识到，报告文学之志，以及“真实”的文体的意义和价值。
三、人民的文体
在一般意义上，文学的共识是报告文学是一种知识分子文体。中国文学的所有文体，都能追溯到从民间到文人的提升轨迹。一种民间的文体，经过文人的不断打造，最后成为知识分子文学的文体。例如：中国的小说、中国的诗歌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看不到报告文学的这个演化过程。报告文学传入中国之初，就带着鲜明的知识分子的文化特征和思想特质，就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有着相当思想力的文体。在那个年代，“真实”是一种先进的、批判的、革命的思想，只有知识分子能够具备这样的思想能力和表达能力。因此，报告文学文体确实更多地呈现知识分子的一面。
报告文学的“中国化”就是打造铸就反映表现中国现实“真实”的品质，就必然要把自己的立场观点向人民转移，使文体表现向人民倾斜。报告文学从《讲话》精神以及文学基本关系中找到了一条入径，那就是：深入生活。今天看来，《讲话》最根本最核心最有理论创的新思想就是：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怎样为人民服务。前者解决文艺服务对象问题；后者解决服务方法的问题。这个方法并不深奥，那就是“深入生活”。这不仅揭示了文学创作的规律，也成了文学思想的规律，并由此奠定了新中国文学思想理论的关键词和文艺理论的基石。解读“深入生活”的内涵，其实就是文学为人民服务，作家必须走出个人生活的小圈子，到人民生活的广阔天地当中，培养与人民的情感，站稳人民的立场，在熟悉人民生活的过程中激发创作灵感，写出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这个过程，也是报告文学走向人民群众的过程。可以说，报告文学的“中国化”就是报告文学的“人民化”。
“深入生活”看似容易，其实很难。《讲话》问世几十年来，我们的文学思想仍然反复强调这个关键词，就说明难度很大，后退的风险也很大。也说明，我们的文学只要不坚持“深入生活”，随时都有可能偏离为人民服务的方向，随时都有可能失去人民支持的危险。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思想风险中隐藏着文学思想的危机。有一度，我们曾尝试着用“贴近”替代“深入”，因为“贴近”比“深入”更实用，更具操作性。现在看来，这是用理论思想的退让来迁就实用操作层面上的需要。“深入生活”不仅具有创作论层面上的指导价值，更有理论创新的意义。而“贴近生活”则一点理论价值也没有，反而无意中加大了理论上的风险。而这个风险，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中，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事实上，报告文学并不存在这样的风险。因为报告文学始终没有脱离现实生活，始终没有脱离时代和人民，始终站在人民这一边，始终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如果认识报告文学的创作规律，就不难发现，报告文学的创作是从“深入生活”开始的。“深入生活”是报告文学创作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把文学创作过程分为几个环节，通常把“深入生活”当作创作的准备，而不是创作的过程。但报告文学必须把“深入生活”当作创作的重要过程，否则就无法真正写出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的创作经验，形象地揭示了报告文学优秀作品宝贵的创作经验和创作秘诀。这个创作经验越来越被文学创作论所重视，并提升至报告文学基本的艺术规律。报告文学创作特点之所以和其他文体不同，就在于这个创作秘诀所起的作用，就在于报告文学比其他文体更依赖“深入生活”。
在当下报告文学的创作中，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意识正在淡化，而“人民群众”的意识则在不断强化，不断调整改变着文体的文化内涵，或者说，文体中的传统知识分子精神与来自人民生活的人民意识不断沟通、交流、对话，不断朝着实现高度统一的方向演进。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指引下，经济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逆转，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我们党进入新的“一百年”，开始了“共同富裕”的新征程。报告文学快速跟进，积极讲述中国“民生”故事，写“共同富裕”的大文章，同时也推动了报告文学思想的再次飞跃式进步，更加速了报告文学文体向“人民”的转换，一种由报告文学发起的以“民生”为魂的文学正在生成。
正如前述，所有的文学文体都得到人民生活、民族生活的滋养，才可能提升为知识分子或文人的文体。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需要把文学还给人民，也需要把文体还给人民。或者说，站在人民一边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有责任为人民创造一种属于人民的文学文体。这就是中国的报告文学。
瞭望中国新媒体刊头题字 马誉炜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