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棉花和雪花竟能掀起世界史上的大波澜

提到伊朗高原这片地域，波斯文明、畜牧业、干旱，常常是首先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关键词。然而，在阿拉伯人征服伊朗高原之后，棉花种植在伊斯兰教穆斯林的主导下，一度促进了伊朗的繁荣兴盛，不仅影响整个伊斯兰世界，而且通过向西与地中海贸易的联系，以及东方印度穆斯林社群的发展，波及全世界的历史。

伊朗高原地形图，图片来自标准地图服务系统。

理查德·W.布利特在《9—12世纪伊朗的棉花、气候与骆驼》一书中运用定量分析和新科学发现，首次将棉花产业、气候、骆驼驯养与伊斯兰伊朗的繁荣和衰落及突厥游牧部落的入侵联系起来，并将这一时段的伊朗高原置于世界史的视野之下，探询了伊朗黄金时代对世界历史产生的复杂且持久的影响。

布利特认为，棉花生产和出口的繁荣使伊朗成为9—10世纪伊斯兰世界生产力强盛、文化活跃的地区；而到11世纪，由于“大寒潮”的到来，棉花大繁荣在伊朗北部逐渐消失，伊朗经济急速下滑，并促进了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奠定了后者延续几个世纪的政治统治地位。

全书以整体史的眼光重新构建伊斯兰伊朗的历史，观点大胆新颖，考证分析充实有力，援引资料扎实丰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01 夏季作物棉花走进伊朗高原

前伊斯兰时伊朗高原经济发展、城市扩张或出口制造业的情况，历史学家还不大清楚。不过，这个地区在公元9—10世纪（伊斯兰历3—4世纪）已经成为伊斯兰世界生产力最强盛、文化最活跃的地区。这是在阿拉伯军队征服伊朗高原后一个半世纪中发生的。新兴繁荣景象背后的推动力，正是棉花。

历史资料表明，在阿拉伯征服之前，棉花是在中亚城市中心附近种植的，如梅尔夫、布哈拉、撒马尔罕和费尔干纳等，这些城市在夏季生长期都有河水提供灌溉水源，但当时棉花的商业价值是有限的。虽然不能说棉花在伊朗高原的培植是未知的，但直到阿拉伯征服之后，棉花才开始成为伊朗中部主要的经济作物。

可是，那些地方在棉花漫长而炎热的夏季生长期，几乎没有河水可以提供灌溉水源。这就提出了几个关键问题：是谁把棉花引进到伊朗高原的？棉花在哪里生长？如何灌溉？谁种植了这些棉花？棉花如何销售？谁购买？谁把棉花变成纺织物？在哪里购买？为什么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后，一种原本在萨珊时代几乎无人知晓的作物竟然变得如此利润丰厚？最令人难以捉摸的是，棉花和伊斯兰教之间有什么联系？

在阿拉伯征服之后，伊朗社会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农村和农业。即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贵族地主，他们继续保持在农村的地位，也继续维持当地的秩序和安全。和以前一样，他们的生计依靠自己拥有或有权拥有的谷物种植村庄的生产剩余。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帮助新阿拉伯帝国政府收税。

到9世纪（伊斯兰历3世纪）初，在来自伊拉克的军事征伐和阿拉伯设立驻军引发的150年动荡时期之后，包括具有棉花种植知识的、有影响力的也门家庭在内的阿拉伯穆斯林，开始向新方向发展经济。一小部分非阿拉伯改信伊斯兰教者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这些穆斯林创业者有丰富的经济来源，包括战利品，当地税收收入，从萨珊王室、高级贵族和琐罗亚斯德教的火神庙中缴获的财宝重铸的铸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没有自己的农田。

为了获取传统琐罗亚斯德教地主的土地，在没有相关政策的情况下，穆斯林征服者利用伊斯兰教法中的一项原则，将土地所有权授予任何将荒地用于生产的人。

在中央伊朗高原附近广阔干旱的山麓地带，可以利用伊朗传统技术来挖掘地下坎儿井以利于耕种。建造坎儿井本身就非常昂贵，而招募农场劳动力并在新开垦的荒漠土地上建造村庄的必要性，更使成本大大增加。用坎儿井灌溉的土地上种植小麦和大麦的生产成本更高，并不经济，而小麦和大麦是萨珊王朝时期的主要作物。

因此，在新开垦的耕地上建造坎儿井的创业者和创建村庄的人转向夏季种植，因为全年的灌溉水源为他们提供了竞争优势。他们的首选作物就是棉花，它是夏季作物，既需要漫长炎热的生长期，又需要坎儿井提供稳定的灌溉。棉花完全符合穆斯林想要使自己的统治与众不同的努力。

The Persian Qanat 波斯坎儿井

鉴于这些考虑，希望成为土地所有者的穆斯林富人岀资挖掘坎儿井，并在他们后来拥有的荒漠土地上建立起村庄。为使投资能有回报，他们选择种植棉花并将其投入不断增长的城市纺织品市场，并逐渐投入利润丰厚的出口市场。

在公元9世纪（伊斯兰历3世纪）的一段时间里，伊朗出现了二元农业经济(dual agriculture economy)的迹象——传统琐罗亚斯德教地主主要种植冬季谷物，穆斯林主要种植夏季棉花。

利用坎儿井灌溉开垦新农田和种植夏季作物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使伊朗在类似库姆这样的山麓地区出现棉花热潮成为可能，这股热潮也影响了非山麓地区。

9世纪的地理学家经常记录不同地区的著名产品，棉花的主要产地涉及伊朗北部最大的三个城市尼沙布尔、雷伊和伊斯法罕，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以及现今位于土库曼斯坦南部、当时与尼沙布尔一起被看作呼罗珊首府的梅尔夫。所有这些地区都有一个漫长而炎热的生长季节，有充足而稳定的水源补给，以及不断增长的穆斯林群体。

02 棉花与伊斯兰教相互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中亚虽然在阿拉伯征服之前就存在棉花种植，但正是在穆斯林的统治下，棉花种植规模才大幅提高。琐罗亚斯德教村庄的所有者并没有同样参与到棉花热潮之中，他们的土地是从萨珊王朝时期继承下来的，这些土地通常通过其他方式来灌溉。

由此，一场竞争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展开了，一种是过去萨珊精英喜欢的生活方式，另一种是少数阿拉伯入侵者及改信伊斯兰教的盟友们喜欢的生活方式。穆斯林提倡穿纯白色的衣服，有时也会穿彩色或条纹的衣服。这是一种基于阿拉伯传统的偏好，既可以追溯到穆罕默德时代，也有一定可能是在征服之后，他们希望以此来证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生活方式的区别。

以虔诚或宗教知识闻名的穆斯林精英积极发展夏季棉花种植。这点从四个伊朗城市的乌理玛职业名称的比较，以及哈伊姆?科恩对中世纪穆斯林宗教精英的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出，科恩的研究依据的是地理上不受限制的史料汇编。

专门从事棉花贸易的伊朗乌理玛的比例几乎是其他被调查地区所有纺织品贸易商总和的两倍。种植棉花和销售棉布成为乌理玛生活的一部分，他们通过宗教上宣扬穿丝绸是罪恶来支持棉花贸易。直到今天，纯白色、黑色或棕色的棉质长袍和头巾构成了伊朗乌理玛的标准服装。

乌理玛（Ulema）是穆斯林国家对有名望的神学家和教法学家的统称。

很有可能的是，穆斯林的棉花创业者坚持，在他们创建的村庄定居的农民，至少在名义上应该信仰伊斯兰教。他们有钱吸引劳动力离开原有的村庄，加入新村庄的生产队。新作物的盈利能力可能使劳动力确信他们将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

对许多人来说，宣称自己是穆斯林群体的一员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因为那时他们对伊斯兰教的了解还很少。此外，如果琐罗亚斯德教的土地所有者有一项传统的权利，甚至是一项由琐罗亚斯德教教法批准的权利，可以要求被新棉花经济吸引走的返回他们以前的村庄，要是遇上这些工人改信伊斯兰教，即便只是名义上的改变信仰，也会使这种权利难以执行。

依靠这种方式，棉花产业促进了伊斯兰教在靠近阿拉伯主要统治和驻军中心的农村地区迅速传播。在9世纪和10世纪早期，这些中心发展为成熟的城市，这是世界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城市化时期之一。

棉花是伊朗为了向其他地区（主要是伊拉克）大规模出口而生产和制造的第一种主要商品，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动力。伊朗和伊拉克穆斯林群体的转型引发的服饰潮流，为国内消费和出口贸易提供了一个更广大的市场，从而为包括许多宗教学者在内的棉花创业家带来了巨大财富。对棉花征收的高税率可以证实这一点。

03 “大寒流”结束棉花大繁荣

然而，伊朗在10世纪（伊斯兰历4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一次显著的寒冷期，随后在11世纪和12世纪初，气候一直处于长期偏冷状态。布利特认为“大寒流”与伊朗高原北部地区农业和人口的总体下降相关联，包括棉花大繁荣的实质性结束。

11世纪上半叶前乌古斯（Oghuz）突厥人两次部落迁徙有关的文本、地理和生物学资料，反映了当时的恶劣天气。

926年1月底，巴格达降了大雪。此前已连续六天严寒。降雪之后寒冷尤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以至于巴格达及周围地区的大多数枣椰树都冻死了，无花果和柑橘树也枯萎而死。酒、玫瑰水和醋冻住了。巴格达一带的底格里斯河两岸结冰，安巴尔（与巴格达同纬度）一带的幼发拉底河大体结冰，在摩苏尔（巴格达向北200英里处），底格里斯河完全结冰以至于驮畜可以走过。

1007年11月24日，巴格达降雪。一些地方积雪深达到一腕尺，另一些地方积雪深达一点五腕尺。（腕尺是一种长度单位，等于手肘到指尖的平均距离。）积雪留在地上两个星期没有融化。人们将雪从屋顶铲入街巷和车道。然后雪开始融化，但是残雪在某些地方保留了将近二十天。

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多尔蒂地球观测站树轮实验室的一个小组在1999年完成的实地调研提供了对926年严寒霜冻和1007年暴风雪进行解释的背景。对来自蒙古西部索隆戈廷达坂的古木年轮厚度进行的分析，表明伊朗棉花繁荣发生在显著的温暖时期，该时段不包含大约在920年至943年之间的寒冷时期。之后，在11世纪初，气温显著下降，到该世纪末，一直保持着较低水平。此后寒冷期一直持续到12世纪。

蒙古树轮数据揭示出的大寒流，大致与伊朗棉花行业的显著衰退相吻合。安德烈·米奎尔在其影响深远的、囊括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到11世纪中期为止的穆斯林世界人文地理》第一卷中，列举了四部公元1000年（在大寒流之前）成书的阿拉伯地理著作，这是他关于棉花种植和棉制品出口的主要参考资料。

“其中一半——41份中有21份——属于伊朗-阿富汗-中亚地区，其中三分之二专门涉及伊斯法罕以北的城市或省份。可以将米奎尔的表格与后来1340年由一位名叫哈姆德·阿拉·穆斯塔维的政府官员撰写的地理著作进行比较，那时大寒流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了。”

穆斯塔维只提到了伊朗的12个棉花产区，在这12个产区中，除了3个，全都位于伊朗南部或宜人的里海低地。更重要的是，他提到的地区主要是村庄而不是城市，这表明棉纺织是地方性消费而非主要的出口贸易。

伊斯法罕、加兹温、尼沙布尔、梅尔夫、布哈拉、撒马尔罕和雷伊等公元1000年以前主导棉花产业的主要城市，都不再被视为主要产区。此外，在鲁伊·冈萨雷斯·克拉维约的报告中，1403—1406年前往帖木儿宫廷的使团也没有把这些城市称为棉纺中心。他还明确指出，进口到帖木儿帝国在伊朗西北部的首府苏丹尼耶的棉花，来自设拉子和亚兹德，而呼罗珊也是产区，这是两个南部城市和整个东北地区。

寒冷以及饥荒记载所显示的冲击，一定影响了冬季作物，特别是对人类和牲畜都必需的主要谷物。当时对小麦和大麦征收税率的暴跌表明，到10世纪初粮食资源已经开始有了压力，这显然是对那个时期旺盛的城市人口增长和城乡移民的反应。如果这种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大寒流对棉花的影响可能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由寒冷天气或农村不安全状况造成的收成减少，只会增加已经存在的粮食压力，迫使农民将棉田改成麦田。

因此，布利特得出结论：由于受西伯利亚高压影响的异常寒冷的冬季温度，伊朗的气候从920年起经历了长达20年的寒冷期，然后在11世纪初陷入了一个伴有干旱的严冬时期，这个时期似乎一直持续到12世纪40年代。

公元11世纪，棉花繁荣在伊朗北部逐渐消失，农业经济总体上遭受严重打击。与此同时，突厥语游牧人群第一次大规模迁移到伊朗。这导致了长期的经济变化，以及持续很多世纪的突厥人政治统治。引发该地区农业衰落与突厥人最初移民的因素，就是伊朗气候的显著变冷，寒冷气候持续了一个多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