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 一句话，与一个人的命运
——我被教育部特批破格录取为研究生的前前后后
自夫人2017年3月在北京阜外医院做完大手术——心脏瓣膜置换手术回深圳以后，我这个一辈子从不买菜不做饭的人，不得不主动地突然地来了一个“大转折”，开始买菜做饭洗碗洗衣服了。
2017年6月22日晚22：35分，我到厨房喝水，顺便把几个碗洗了。正洗碗间，接到在湖北省教育厅工作的小弟的电话，得知我念研究生时的导师、著名教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王道俊先生，因病于6月21日晚在武汉同济医院仙逝的噩耗。小弟也是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199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本科，工作后还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先后在职攻读了教育学硕士与博士学位，和王道俊先生很熟，是王道俊先生的再传弟子。我接到小弟这个电话后，很悲痛。我走到养病的夫人房间。我对躺在床上的夫人说，王老师走了。夫人一惊，道，啊怎么一下子就走了呢？！我说王老师91岁高龄，这个年纪的老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的。我坐在夫人床边，反复念叨着说，王老师对我很重要很重要啊，没有他和郭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王老师和郭老师，你的手术也最多只能在武汉做的，自费到北京去不了的。我说我得回去送老人家一程。
夫人眼眶泛红，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说追悼会是后天24日周六上午开，我马上在手机上买明天的高铁票，最迟明天晚上赶回武汉。这时，我又收到王道俊先生的第一届研究生，也是我研究生时的老师、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原院长扈中平教授发来的短信：“少堂：王老师今天已走了，令人悲痛！愿老人家一路走好。”我马上给扈老师打电话。我告诉扈老师说，在收到他的短信前，我已接到小弟少波的电话，得知王老师仙逝的噩耗，我明天回武汉，我夫人刚从北京做完心脏置换瓣膜手术回来，我参加完追悼会后得马上返程。我问扈老师怎么安排。扈老师说，他现在徐州，他把23日下午的活动调整到上午，下午赶回武汉。我问扈老师，武汉这边有没有人接您？到武汉后和我们一起晚餐可以吗？扈老师说有安排了，到武汉我们再见吧。
23日傍晚时分我到武汉后，小弟在武汉高铁站接我。我一上车就反复对小弟讲以前讲过很多次的话。我说，王道俊老师在我的生命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啊。小弟说，上午他已经到王道俊先生家里去慰问过师母了。我坐着小弟的车，径往武昌桂子山华中师范大学王道俊先生家里。到了王道俊先生住的楼下，已有殡仪馆的人在登记花圈，现场书写好花圈上的挽带。殡仪馆负责花圈的先生问了我的姓名。我说我叫程少堂，并把我的姓名写在签名簿上。这位先生又问我和王道俊先生的关系。我说我是王道俊先生的学生。负责花圈的先生就在挽带上写上“学生 程少堂 敬挽”。我说就写这么多吗？不是还有一句个性化的悼语要写在另一边的挽带上吗？这位先生说，不用了，花圈太多，明天追悼会上只能把送花圈的人的名字露在外面，另一面写了也看不到的。（堂按：我认为即使追悼会花圈太多，摆放时需要重叠一部分，因此看不到另一条挽带，但另一句个性化的悼语也是应该写的。只写谁送的花圈这一条挽带，是殡仪馆偷工减料。）我说那我就把我的那句话写在我心里吧。我将永远写在我心底里的话是：
“王道俊先生，您改变了我的人生。”
办了花圈事宜，上了四楼，走进王道俊先生家里，先师的遗像赫然扑入眼帘。我放下背包，喊了师母，拉着师母的手，凝咽无语。师母说，你这么远跑回来。我说要回的，要回的。我正身面向先生的灵堂，凝注着先生的遗像，伫立良久，抑制不住的眼泪从心底涌出。此时我心里什么都没有想，但听得一句话老在我耳边回响：
——“没有这位老人，就没有我程少堂的今天。”
——“没有这位老人，就没有我程少堂的今天。”
——“没有这位老人，就没有我程少堂的今天。”
我把先生家人递过来的几炷香，又请他们先拿着。
我说，我要给先生磕头。
旁边有人给我递过拜垫。我没有用，就含泪跪在灵堂地板瓷砖上，用五体投地的方式，给先师，磕了三个头。
第一个头，我为改变我此生命运的先师王道俊先生而磕。1989年上半年的一天，郭文安教授给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1988级本科生上教育学讨论课，郭文安教授从报刊选择了几篇他认为有创意的论文印发给同学们在课堂讨论。课间休息时，正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念本科的小弟少波对郭老师说，郭老师，今天讨论的《“文质彬彬”批判》这篇论文的作者是我哥哥。郭老师一听很感兴趣，跟小弟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我1976年高中毕业后开始做民办教师，1979年考上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1983年大学毕业后，在地处宜昌的一个航天基地的第一中学教高中语文，很喜欢写作，已发表了不少论文，其中有《我国学校轻视健身体育的文化分析》《教学风格论》《现代控制论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等3篇论文被中国人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复印转载，两篇论文被《新华文摘》摘要转载。郭老师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就对我小弟说，你给你哥哥写信，让他报考我和王道俊老师的研究生。
我接到小弟的信，就开始准备报考华中师范大学王道俊教授、郭文安教授为指导教师的教育学原理研究生。考试后，我的几科专业课单科成绩和专业总分都是第一名，但英语不够录取分数线，录取无望。后来我才知道我被“破格”录取背后的艰难与曲折——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研究生招生工作会议上，教育系领导传达学校主管领导的意见，认为考生程少堂英语不合格，按规定不能录取。从郭文安教授处详细了解到我的情况的王道俊先生，为招我进去，在研究生招生会上拍了桌子，道：“程少堂我迄今都不认识，但这个考生不招进来，我一个也不招！”王道俊先生是华中师大教育系德高望重的元老级人物，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和学术权威。他这样一拍桌子，最后华中师范大学才决定将破格录取我为研究生的申请报告，报到教育部（当时叫国家教委）。教育部批准了华中师范大学的报告，我才有机会成为王道俊先生和郭文安先生的入门弟子。王道俊先生这个异乎寻常的拍桌子举动和拍桌子时说的这句话，不仅改变了我一个人的命运，而且成为我们整个家族处境的历史性转折点。它对我们家族的意义有点类似于遵义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的意义，我们家从此以后不再被人看不起，以前走在门前和我母亲说话但不肯进我家门的亲舅舅，也恢复了往来，而且来往愈来愈密切。因此王道俊先生不仅是改变我个人命运的恩人，也对改变我们家族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个头，我为影响我一辈子做人的先师王道俊先生而磕。由于特殊的童年与青少年时代的经历，我自小一向勤奋刻苦。这次好不容易成为王道俊先生、郭文安先生的学生之后，我当然就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我的外语差，中午别的同学午休，我到研究生楼顶天台读英语，背单词。当时我拼命读书、写文章，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至1992年国庆节前夕，我终于病倒，有一次生病高烧三天没有起床，右脸还突然生出覆盖整个右脸颊的颜色不深但比较明显的黑斑。我1993年4月初到珠海教育学院报到后，去珠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做了一个健康检查，化验了乙肝两对半指标，结果五项指标有两项阳性。医生问我，你得过乙肝吗？我说没有啊，不过四五个月前我在读研究生时有段时间发烧吃不下饭，右脸颊忽然生起大块黑斑，我查过资料，这个斑好像是肝不好的表现，现在还有，但我没有做过检查，也没有住院治疗过。医生看了看我的右脸颊说，是的，这是肝斑，从检验结果看，你感染过乙肝，目前正在恢复期。后来我也没有进行任何治疗，研究生毕业后压力减小，精神放松下来，感染的乙肝竞慢慢就自愈了。由此亦可见我当年念研究生时的勤奋与刻苦的程度，也能见出我的毅力之坚韧。
由于非常勤奋刻苦，我读研究生时出了不少成果。当时华中师大研究生处在校图书馆门前的宣传橱窗里，宣传了业务成果突出的三位研究生，其中两位是博士生，硕士生就是我一个。研究生还没有毕业，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教育规律研究》中的一章近万字，就在我国教育研究最好的刊物《教育研究》上发表了。那个时候，华中师大教育系的年轻教师在《教育研究》上发表论文的还很少。因此我这篇论文的发表，在华中师大教育系产生很大影响。王道俊先生、郭文安先生根据我的情况，就让我提前毕业。于是我在1992年12月底进行了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我是1990年国庆节假期后才入学的，这样我研究生其实只念了26个月。王道俊先生、郭文安先生知道我能坐冷板凳，喜欢哲学、文化学，思维比较有深度有创意，是个做学问的料，因此从想办法招我进去时就决定要将我留校工作。当时正逢研究生“南下潮”，我也想到深圳、珠海或广州去。对此，两位导师颇为失望，不高兴。我南下找工作前，请王道俊先生帮我写封推荐信。王道俊先生甚至说，你一定要去南方找工作的话，华中师大这边的位置就不给你留了。见我执意要去南方找工作，他还是帮我写好了推荐信，送我出门时又说：“广东找不到工作的话，就尽快回来。”最后两位导师还是尊重了我去南方的选择。我离开武汉到珠海工作前，去和两位导师告别。和王道俊先生告别时，我说王老师您送我几句话吧。王道俊先生沉思片刻，给我说了八个字：“不亢不卑，站稳讲台。”王道俊先生对我是“因材施教”，他把一般人常说的“不卑不亢”，有意对我说成“不亢不卑”。30年后反思，后四个字我当然做得很好，前四个字呢，有时做得好，有时做得不够好，具体说是“不卑”一直做得很好，“不亢”则有时做得好有时做得不够好。不过我经常会拿王道俊先生送给我的这八个字来反省自己。先师王道俊先生正直，善良，敢讲话，他的这些优秀品质一直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我向往、崇敬并不懈追求的性格目标。
第三个头，我为一直以其学术思想、学术方法引领着我的学术研究品质不断上升的先师王道俊先生而磕。我念研究生期间，王道俊先生经常给我们讲一句话，就是“教育要研究清楚，不就教育研究教育不行，但只就教育研究教育也不行”“既要就教育研究教育，又要跳出教育研究教育”。王道俊先生讲的这句话，是我研究生学习期间印象最深、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我现在研究的是语文教育，从1999年底即我通过招聘考试，应聘到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前身之一的深圳市教学研究室，做深圳市中学语文教研员以来，我的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在中国语文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我提出的语文味教学理论，我创立的语文教育史上第一个表现性教学法——语文味教学法，其核心思想、核心方法论，就是“既要就语文教语文，又要跳出语文教语文”（此前的语文教学法可以说都是只研究“就语文教语文”的再现性教学法）。而这与受到当年念研究生时王道俊先生反复给我们讲的“既要就教育谈教育，又要跳出教育谈教育”的思想启迪，是有潜在而深刻的联系的。我记得很清楚，2015年11月，在王道俊先生90华诞庆典上，当我发言讲到这一点时，我注意到，王道俊先生特别地侧耳细听。
这三个头，我磕的很慢。我的脑门儿在客厅灵堂的地板瓷砖上，贴了很久。
这是我此生第一次给亲人以外的人含泪磕头。
我是向不止是改变我个人的命运，而且实际上也改变了我们家族命运的恩师，在磕头。
我是向用精神资源，潜在而强有力地，影响、引领我的人生精神与学术事业不断上升的恩师，在磕头。
给先师磕了头，起得身来，我再次凝注着先师的遗像，伫立良久。我给先生的灵位上香，然后，和也含着泪站在我身旁的师母，像拥抱老母亲一样，深情地，无语地，拥抱了一下。是师母照顾得好，先师王道俊先生才能健康地得享91岁高寿。出门前我对师母说，师母明天早上坐校车的人多座位不够，我坐我弟弟的车到殡仪馆参加王老师的追悼会。走下楼来，我对眼眶也泛着泪光的小弟说，王老师在的时候，我们忙这忙那，看老师少了，王老师不在了，以后要多来看看师母啊。
今年是教育部特批华中师范大学破格录取我为教育系研究生32周年，也是我研究生毕业30周年。30多个春秋白驹过隙，我没有做出什么大的成就。但在红尘滚滚的珠海、深圳工作近30年，我没有分散精力去炒股票、炒房子（别人炒没有错）。在深圳市中学语文教研员这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了整整20年，我坚守初心，心无旁骛，激情浇铸于语文味理论与实践探索这一件事情，克服重重阻力，披荆斩棘，创立了语文味教学理论和语文味教学流派。学术界也给了我比较公正、客观的评价。2007年，《程少堂讲语文》入选教育部语文出版社编辑出版、于漪领衔主编的“名师讲语文”丛书（全国20人入选，我是华南片唯一入选者）；我的演讲词《人生的第一个美梦》2008年入选全国职业高中语文教材作为正式课文之后，2011年又被人教版部编本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执行主编、人教版部编本《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总主编、北大中文系教授温儒敏主编的“读写拓展教本”《情趣读写》八年级下册（江苏教育版）收录作为正式课文。2009年，我受邀担任粤教版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论述文选读》分册主编（联合）；同年，入选四川师范大学《当代十大名师研究》课程（该课程第一章为于漪，我是第七章），并被教育部主管的《中国教师报》《基础教育课程》杂志社联合评选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从课堂里走出的100位教育家”。2013年，学术界第一部研究在职名师之评传、东北师范大学30万字长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荒原中的舞者——程少堂语文教育思想研究》在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至此，我的人生从“读书—教书—写书”，演变为“被写成书”。因此我可以告慰两位恩师与母校华中师大的是，我大约的确没有让您们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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