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俄时代的文学期刊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也是一份辉煌的文学遗产，通过文学期刊，可见当时俄国文学、文化、历史等方面的鲜活状态，令人瞩目的十九世纪俄国思想的传播、发展和交锋也在期刊上得以呈现。英美与中国斯拉夫学者对该时期的文学期刊均予以了关注与研究。
英美斯拉夫学者关于该时期的文学期刊研究主要集中于1997年黛博拉·马丁森主编的《帝俄时代的文学杂志》，它是英美斯拉夫学者在这方面的重要成果。2010年，该著作再版，可见在这十余年间，它一直是英美斯拉夫研究中关于帝俄文学杂志的重要参考。该书由十二位斯拉夫学者共同撰写完成，根据时间划为四部分，分别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初期，十九世纪中期和白银时代。每一部分都辟一章综述该时期的杂志情况与新闻活动，学者又选择代表性杂志，另辟章节论述（十八世纪仅有一篇综述，十九世纪与白银时代不仅有综述，还有具体期刊分析）。尽管这部著作没有穷尽帝俄时代诸多重要的文学杂志，但是在各章的论述中，许多杂志都交织在一起（在该书附录中共出现一百五十三份杂志名)。这些杂志贯穿在帝俄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十二位学者为读者呈现出那个时代约两百五十年的文学期刊波澜壮阔的活动面貌。
《帝俄时代的文学杂志》
比起俄国的小说、诗歌、散文、回忆录等丰富多样的文学形式，帝俄时代的文学期刊很少进入现在的大众视野，但与其他文学形式的发展时间相比，它在帝俄时代发展得相当漫长。如何定义帝俄时代的文学期刊？即使罗伯特·马奎尔在本书绪论中给出“旅行日记”、“时事评论”、“杂志”、“报纸”或“年鉴”这些术语，它们都无法准确概括帝俄时代的期刊,因为它融合了上述术语的各种特征，犹如一个大杂烩，栏目多样，内容丰富，最终马奎尔给出如下定义：“它是一份定期出版物，介于报纸（有众多作品且聚焦时事）和书籍（通常是一次性事件和个人作品）之间。” 因帝俄文学期刊的“厚实”或“肥胖”特点，它被称作“大型期刊”，有别于西欧杂志，这使俄国人对本国的期刊具有亲密感和认同感。这类期刊富含智识、文化和文学内容，以纯文学为核心，尤以散文小说和文学批评见长。沙皇也借期刊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做宣传，即“发现自身、定义自身、形成自身” 。这类文学期刊因自身惊人的文本容量，成为诸多体裁的载体，发表在上面的文章体现广阔自由的文学观。此外，期刊中丰富的主题、体裁和风格，不同文章的议题传达多样的思想，这显示期刊的文学包容性特征。由此，它成了当时俄国真正的文化中心，读者从中了解国内外新闻、文学、科学等内容。该类期刊不仅体现俄国新闻业的发展面貌，也是向外国人展现俄国文学魅力的镜子。
一，文学期刊的社会功能及其商业化趋势下的转型
盖瑞·马克、威廉·托德三世、罗伯特·贝尔纳普和琼·格罗斯曼四位教授分别综述文学期刊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上半期、十九世纪下半期和白银时代（止于1917年）的发展情况。其中最显著的讨论是文学期刊的功能及其处境与转型。
文学期刊随时代的现实发展改变自身的功能，以适应每个时期的主流环境。在十八世纪，它一方面是作家、编辑和译者寻求公共话语的阵地，另一方面通过发表作家等人的作品，激活俄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即使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作家们拥有不同的政治与哲学观点，但他们有共同的任务，即“教化社会并提升俄国人民的道德水准和知识水平” ，这是当时文学期刊出版的重心。但是，这种教育的影响范围并不广，报纸、文学期刊或宗教期刊订阅者多为贵族。只有出于贵族的需求，期刊才会有适当的发行量，如商人、教师、农民等这类读者群基本没有，这是当时期刊读者的社会排他性特征。在十九世纪初期，如感伤主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样的文学运动出现，赞助、文学社团、沙龙、通俗文学和期刊作者职业化等现象同时“亮相”。十九世纪头十年，俄国文学生活的重要聚集地是沙龙和学生社团（student circle)，在这些场所中，知名文学社团与西化的贵族继续传播文学的形式和主题。作家与读者的关系是平等和自由的，他们的交流主要借助作家的创作进行持续的批评对话。在普通社团中，文学延续十八世纪的“教育、再创造和娱乐功能” 。在此基础上，知识分子们也在寻觅“一种公共性的功能：传播文明、改善社会行为和（通过期刊）形成舆论” ，这促使作家身份发生转变，进入新闻界，使作家与新闻人两者结合，扩大教育的公共性。十九世纪前二十年最著名的两个社团是阿尔扎马斯社和爱智者，前者希望创办具有讽刺、文学和政治内容的期刊，并以文学和评论影响舆论；后者成功创办年鉴《谟涅摩叙涅》，其倾向是传播浪漫主义文学与哲学。虽然这两个社团有极高的积极性和专一的创刊目标，但因缺乏商业赞助，加之政府阻挠，两者办刊不是非常成功。其中普希金与杰尔维格主编的周报《文学报》因发表政治新闻被查禁。另外，该时期文学期刊上已出现作家们的论争，涉及的议题一是“文学贵族”，一是文学与商业。前者由尼·波列沃依对卡拉姆津的历史研究的价值提出质疑，随即引来其他人的指责，这场论争从关注卡拉姆津的研究价值转向写作和批评问题。当时，普希金与布尔加林带领各自的“朋友圈”展开论争，这从之前那种在沙龙与文学社团中进行对话的小型公共批评，不断扩大为在期刊上进行对话的大型公共批评，促使作家、批评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后者的批评不仅讨论文学品位与商业倾向的轻重关系，还衍生出编辑、出版与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别林斯基称三十年代是“斯米尔金的时代”，因为这位书商做了许多与出版相关的事，例如他在彼得堡富人区开书店；发起图书订阅活动，以低廉的阅读会员费用使文学与普通读者关系更密切；创办年鉴《新居》；垄断印刷媒体（包括《读者文库》）等。斯米尔金垄断下的刊物不断使期刊内容丰富多样且复杂纷繁，如俄国内外小说、历史、科学、散文诗歌等。其中以融合为原则的《读者文库》遭到舍维廖夫的批评，他的抨击是多方面的，例如他指责出版商以签字付款的方式使其期刊的作家们不停地写作；他不满期刊上的文章妄诞地讲述俄国文学的贡献；他非常害怕期刊的商业化会摧毁期刊原本的思想、品位、知识和真切的批评等；他还虚妄地认为诗歌可以逃脱商业的魔爪。 在批评方面，《读者文库》失去了普希金曾一直追求的“一种集规则、模范和品位于一身的公共批评” 。果戈理对俄国的公共批评提出他的看法：“（1）自大，（2）忽视过去的文学，（3）缺少纯粹的美学享受与品位，（4）因关注琐碎的争吵和小幽默而忽视许多大问题。” 在这些作家的评论中，可见当时的俄国文学期刊面临商业化的侵扰，并且有些刊物已经沦陷在商业的迷幻氛围里，失去了自己的初衷。其中追逐期刊的读者群也发生了变化，别林斯基通过读者群划分了文学功能：一群读者认为文学是娱乐商品；另一群读者认为文学应是重要的公共事务、崇高的道德和狂喜的生活。后者促进文学发展，提升读者的品位和对事物的观点，使作家和批评家更有意义。
《读者文库》
基于十九世纪前期文学期刊发展的奠基，在后半期，它的主要作用是宣传俄国文化。而且，它的功能或用途变得多样，如作家靠此谋生，出版窗口，作家群体风格的展览地。它在传播信息与表达态度时，也是吸引受教育的人猎取更多文化内容的场所。作家们簇拥在文学期刊周围，发表作品，确立自身的社会与文学身份，作家、出版人、书商和读者之间的关系逐渐密切。它不仅变为有组织的共同体，还成为类似诗歌、小说的文学类型，促使作者与读者一起运作。从刊物的许多栏目看，它们模糊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一些大型文学期刊用文学-政治，历史-文学等两三个名字组合定义自身，这些期刊都是随着时代特点变化，增删、修改栏目。
从1840年至1848年，老牌期刊继续办刊，新刊物如《现代人》、《祖国纪事》和《莫斯科人》涌现。因1848年欧洲革命，故在1848年至1855年，俄国国内审查制极为严格，出版尤其艰难。从1855年始到1867年，期刊恢复活跃度，继续与审查制度周旋。在五十年代中期，作者-读者的竞争现象转向意识形态论争，例如《现代人》和《俄国言论》，两者办刊风格呈现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六十年代，因政治与行政不断灵活，对思想立场的政策不断减弱，逐步留下暴力与恐怖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到八十年代。五六十年代，文学期刊的典型现象是“揭露文学”和“讽刺新闻”。许多期刊都设有讽刺栏目，通过诗歌、散文和漫画式手法表达对社会各方面现象的态度。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力的新闻人是化名为“伊斯坎德尔”的赫尔岑，他人在国外，一方面为国内刊物撰稿，另一方面在国外办刊物《钟》，往国内偷运期刊。他的刊物很少受到压制，“以自由和人类实践之名呼吁勇气、理智和牺牲” 。在七十年代，一些期刊逐步考虑到文化的重要性，一直保持着这份特色。在八十年代，一些著名的出版人、作家、编辑相继去世。即使文学期刊的体裁不断变化，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新闻人发表文章表明观点时常常带有十九世纪中期文学期刊的议题、语言策略等痕迹。
从1880年至1917年，文学期刊的文类功能与形式发生交替。虽然大型期刊中的文学一词包含诗歌、小说和评论的意思，但一些先进的艺术观念开始进入期刊中。这与自别林斯基以来的社会批评与文学批评兼具的思维方式不同，新的文学概念，新的写作类型都开始出现。1880年以来，严肃期刊继续发挥作用，它们关注俄国的政治与社会问题，继而在文学创作中思考政治与社会议题，例如1891至1892年伏尔加河饥荒事件。此外，文学期刊的严肃性还体现在它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如《俄国思想》、《欧洲导报》、《俄国新闻报》等刊物受自由派人士领导，它们的共同目标是“形成一个启蒙的公共意见，以领导俄国在各方面一直走在进步之路上” 。另外，像《教育》、《神的世界》、《哲学和心理学问题》等新刊物也进入文学和美学讨论中。即使这些文学期刊就文学和文学问题展开各种新式的评论，呈现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它们一直坚持文学期刊的传统，绝不分离，因为它是“实现民族身份认同的关键，也有助于塑造民族态度与价值观念” 。进入世纪之交，受西欧新艺术影响，《北方通信》、《艺术世界》和《新路》这些先锋期刊的栏目和模式都发生很大变化。现代主义思潮也逐步进入俄国的文学与艺术特色的期刊，如《平衡》、《金羊毛》和《火炬》。在这些期刊上，许多文学流派也十分活跃，如象征派，阿克梅派等。从世纪之交看，文学期刊的变化实则经历了“品位的转换”。
在这四位教授的论述中，他们一直捕捉帝俄时代文学期刊发展中的自由思想，描述不同职业者（如作家，出版人，编辑等）在期刊上的社会、政治、美学、文学问题的论争，以及呈现文学期刊中栏目内容随时代变化的特点。
此外，在《帝俄时代的文学杂志》一书中可发现，文学期刊虽然在教育、思想论争、文学与艺术融合等方面体现持续的影响力和活跃度，但在经济方面却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例如作为竞争物，报纸完全碾压期刊，它的发行量极大，基本维持在上千份（超过1200份），例如《圣彼得堡新闻报》、《莫斯科新闻报》、《自由经济社会丛刊》和《消息报》。虽然文学和哲学期刊的发行量有时也超过上千，但是总体数量基本维持在600-1200份左右，如《每月文选》、《万象》和《雄蜂》。
如果比较俄国国内外同类报纸和期刊，俄国与西欧（尤其是英法德）的报纸期刊发行量则相差巨大，例如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法国巴黎日报《宪报》发行在7000-15000份之间；1769年英国《伦敦杂志》发行量为4000份，同期《观察家报》平均发行量超3000份；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德国汉堡《爱国者》周刊杂志购买量在5000份。
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自由出版法的颁布促使许多私营出版社涌现。这些出版社不顾市场情况和商业收益，毅然冒险出版期刊。它们的决心体现知识分子奉献文学事业的热情。当然，在出版中也避免不了专制制度下的主流风向、审查制度下的冲击、俄国商业化势头下的西化和世俗化境况等影响。
二，作家、新闻人与文学期刊的论争
《帝俄时代的文学杂志》除绪论与综述外，其他章节主要谈及专门的人物如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小说家契诃夫（他通过幽默和讽刺期刊成名并在不同风格的期刊上发表小说呈现其文学创作转型之路）；或出版人及其所创办的期刊的倾向、主编、论争等，如尼·波列沃依的《莫斯科电讯》（1825-1834），米·斯塔休列维奇的《欧洲导报》（该刊物的第二阶段1866-1911），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1876-1881），谢·佳吉列夫（担任主编）的《艺术世界》（1898-1904，出版人为玛·捷尼舍娃，萨·马蒙托夫），安娜·萨巴什尼科娃的《北方通信》（1885-1898）。这些人物和期刊表现出对西方的文学、艺术等资源的接受，不断输入到俄国，也通过关注俄国国内的社会改革，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考。
《莫斯科电讯》和《欧洲导报》
例如，本书专辟一章讲述别林斯基，他拥有文学批评家、新闻人和辩论家等多种身份。不管以何种身份出现，他都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把它传播到俄国文学界，普及给期刊读者。他接受过德法思想，主要来自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法国乌托邦和左翼黑格尔主义等。作为批评家，他敏锐地发现俄国文学中一些思潮或倾向。因为其西方派立场，他是西方与俄国读者之间的斡旋者，评论外国作家及其作品。他也把自己的思想与美学观传达给读者，尤其区分文学的三个内涵，分别是原创文学，纯文学和新闻。前两者的目的是“把真正的艺术家和学者创造的理想价值传达给大众”，后者把“这些价值运用到实际生活和时事中”。 另外他认为俄国文学必须呈现俄国现实状况，不应有过多的装饰和幻想，以达到美学与社会的共同效力。他的思想影响至俄国文学界和知识界。作为新闻人，他热情地参与其中，支持有严肃态度的文学期刊，鄙视商业化过重的刊物。他使文学“新闻化”，“作为逐步发展的社会的新闻媒介”。 他也有意把自己的哲学思考转化为思想，融入文章中，传达给读者。作为辩论家，他主要参与当时俄国的社会与政治热点议题，与审查制度对抗，写下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信”一文。别林斯基在文学期刊的活动中展现了多种身份，它们都与他对当时形势的观察和思考关联。
商人出身的尼·波列沃依创办的《莫斯科电讯》宗旨体现他本人的崇欧倾向，他极力希望同行出版人可以汲取西欧的优秀资源，尤其是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内容，弥补俄国国内的不足。另外，波列沃依本人在政治改革方面表达过对共和制政府的欢迎，此言论与俄国国内官方意识形态相悖，最终导致《电讯》被关闭。因为与文学修养相去甚远，且刊物的大众欢迎度极高，波列沃依的刊物也曾与布尔加林-格列奇的刊物发生商业动机的论战。对于《电讯》来说，最重要的论争是波列沃依因轻视卡拉姆津的《俄国通史》，宣传自己的《俄国民族史》而引发的与“文学贵族”的笔战。这种笔战背后隐含着作为商人的波列沃依与作为贵族的普希金等人的阶层冲突。
黛博拉·马丁森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中，发现《日记》与读者产生共同体意识，以对话形式参与同时代人讨论如政治、美学、伦理等各方面问题，参与如法院改革、民族问题、代际冲突、青年与自杀、俄国与欧洲关系等重要论争。黛博拉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日记》中所关注的问题都以他娴熟的修辞策略表达他自己的基本信仰，力图影响读者，让他们参与到议题中，从而认识个人的责任意识并有所获得。
《作家日记》
除上述文集外，N.G.O.佩雷拉发在1975年《俄国评论》上的文章《挑战权威法则：<现代人>与<俄国言论>之间的论争（1863-1865）》 从权威议题评述两份刊物的论争。它们的成员分别代表以М.安东诺维奇等人为主的平民知识分子，和以贵族皮萨列夫、官员扎伊采夫为主的一类更高社会阶层的人。他们的论争开端是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中的虚无主义思想。其中叙述了谢德林和扎伊采夫与皮萨列夫对此思想在各自刊物发文进行笔战的情形，还有刊物为了捍卫撰稿人观点和自身的地位发表言论，例如安东诺维奇为维护《现代人》，对皮萨列夫进行指责等。这是一场自由派与保守派的论争。最后佩雷拉认为这场持续的论争在于知识分子与贵族之间因社会、美学、阶级观念不同进行权威地位的争夺，尤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激进思想对这种权威更具摧毁性。
三，中国国内的帝俄时代文学期刊研究概述
就中国对帝俄时代文学期刊研究情况看，俄国文学研究者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不同代际的学者们对帝俄时代文学期刊的着力点有明显差异。在老一辈俄国文学学者编著的文学史和批评史中可见对其概述，他们的研究更侧重阶级斗争层面。
在曹靖华教授主编的《俄国文学史（上卷）》中，谈及文学期刊活动情况的时间跨度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书中首先叙述三十至四十年代俄国社会思想的活跃度体现在文学期刊活动中，尤其进步期刊“冲破政府严密的思想控制，刊登暴露社会黑暗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传播进步思想，起着团结与组织作家的巨大作用” 。别林斯基作为文学批评的主力，使文学期刊成为与农奴制抗争的工具，随后文中简述代表期刊《莫斯科电讯》、《望远镜》、《现代人》和《祖国纪事》的情况。其次在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文学期刊活动中，争论最主要的且最激烈的是废除农奴制问题。“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作家们泾渭分明地团结在不同的杂志周围，进行激烈的政治和文学方面的论争” 。该时期的《现代人》、《俄国言论》、《北极星》和《钟声》是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和政论的阵地，它们主要在“反对农奴制、沙皇专制及资产阶级自由派、贵族保守派的解放运动和文学运动” 方面发挥作用。讽刺周刊《火星》以社会的和日常的事件为主，内容通俗，评论犀利，深受知识青年喜爱。另外保守派期刊《读者文库》和自由派期刊《俄国导报》各执立场，对俄国社会政治生活发表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的期刊《时代》和《时世》宣扬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论”思想。文中指出这一时期文学期刊内容发生改变，“从以往单一的文艺性刊物变成了包括政治、时事、文艺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刊物” ，并且它们的思想和政治倾向更为鲜明。最后在七十至九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更加快速，民粹派运动在七十年代扩大，八十年代亚历山大三世被刺杀，九十年代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形成。涅克拉索夫接任的《祖国纪事》延续被查禁的《现代人》的革命民主主义特色，站在人民立场，对抗专制主义，之后谢德林接任该杂志，在严格的书刊审查制下维持激进风格；《行动》期刊承继《俄国言论》风格，以民主主义为方向。这两份杂志一方面赞同民粹派的革命思想，一方面反对“一些谬误，如‘英雄与群氓’、美化公社的观点” 。文中另提及自由派期刊《欧洲导报》和《俄国新闻》，与民主派对立期刊《俄国导报》和《莫斯科新闻》。
虽然该书的叙述语言有时代的痕迹，但是它从社会思想和政治流派方面阐述了十九世纪俄国文学期刊鲜活、激情的发展面貌，呈现当时俄国文学期刊的重要性。
刘宁教授主编的《俄国文学批评史》虽然主要介绍文学批评家及其文学批评思想，但是在叙述这些批评家的思想时也穿插了他们在文学期刊上的论争内容。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61年《现代人》上发表《论战之美》，体现“他对杂志论战文章的重视和偏爱” 。在这些文学批评的论述中侧面可见当时俄国文学期刊的活跃度。
《现代人》和《祖国纪事》
刘文飞教授的文章《俄国的文学期刊》侧重文学期刊的文化层面，他综述从十八世纪至今俄国文学期刊的发展概貌，指出文学期刊在俄国文学的重要地位。他对帝俄时代的文学期刊情况的讨论始于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讽刺期刊，其中《万象》和《雄蜂》开启了俄国文学期刊发展的大门。他还简要概括十九世纪文学期刊发展情况，尤其谈及期刊上因俄国发展问题展开的斯拉夫派与西欧派之争。另外，他指出最具影响力的两份期刊为《现代人》和《祖国纪事》。之后，作者转而提及十九世纪俄国作家与文学期刊关系，作家借期刊登上文坛，“在不同文学期刊之间的腾挪，有时也折射出他们的文学风格和文学立场的转变” ，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的期刊《时代》、《时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为例。作者指出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白银时代的文学期刊与文学流派关系非常紧密，在这时期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进入俄国作家、艺术家等创作中，文学、艺术、宗教和哲学相互联系。期刊的发展都在文学流派中呈现，如《艺术世界》的文学栏目请象征派作家诗人们参与，《阿波罗》中文学栏目邀请阿克梅派诗人们参与，之后的未来派也开始在杂志上亮相。
另外，耿海英教授的研究聚焦具体的俄国文学杂志《现代人》。就目前发表的研究文章看，研究者在它创办的三十年中发现以下几方面内容，分别是期刊的不同主编所主导的刊物风格，期刊主笔者涉及的争论问题、美学观念等，作家与《现代人》的关系，作家的多重身份，两位新闻人对俄国文学商业化和大众化现象的批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国倾向”。
普希金创办的《现代人》的精神和风格区别于当时一些期刊中的商业化特点，他力图出版“四卷纯文学（诸如中篇小说，诗歌之类）、历史、学术、以及批评分析国内外文学作品的文章，就像英语季刊《观察》一样” 。除普希金办刊受到的外部阻力即官方许可、其他新闻人的多种围攻外，期刊中的主题独具眼光，主要涉及“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民族和农民问题，殖民与民主、平等问题” 。
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经历别林斯基主笔、车尔尼雪夫斯基主笔和车、杜同执笔时期。在别林斯基时期，他的主张认为文学创作或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是以现实为基础，以当时重大社会问题为主。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时期，期刊发生了从文学到社会政治倾向的转变，如从“普希金倾向”和“果戈理倾向”之争到村社问题论争。车、杜时期，杜勃罗留波夫表达“对别林斯基传统的忠诚，捍卫文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反对美学批评” 。两人都参与了对解放农奴的讨论。在涅克拉索夫时期，期刊集中的问题为“民众教育问题，科学知识普及问题，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 。
另外涅克拉索夫主持《现代人》时大体可见别车杜主笔时期和最后的艰辛状况，研究者发现在此期间被忽略的“德鲁日宁时期”，它正是尼古拉一世执政期的“黑暗七年”，在“大量回望著名的‘40年代’和‘大改革’时，唯有50年代上半期消失不见。这似乎是一个无底的‘黑洞’，成为俄国人无法透视的‘黑暗’和不堪回首的痛。” 耿海英教授不仅补充了涅克拉索夫主持《现代人》缺失的内容，勾勒了其时期的完整面貌，还从该时期细致地观察到这一阶段俄国文学的生态状况，以及《现代人》与《祖国纪事》《莫斯科人》进行的文学与美学论争。在“黑暗七年”中，因恐怖的书刊审查，新闻出版和作家创作受损，各文学期刊出现新的面貌，《现代人》以“格调完全不同的戏谑的‘小品文’风格占主导” ，批评、美学和思想没有统一，“总体上多为西方派偏右的自由倾向” 。《莫斯科人》的老一代编辑手下以斯拉夫派为主，青年一代编辑手下有小品文、“纯艺术”原则等风格，其文学美学观是“前根基派”。《祖国纪事》倾向于文学与历史的联结。“德鲁日宁时期”文学批评的理念是“真诚”和“诗学个性”，且批评不再是一种以批评权威为导向，更倾向于“去中心化”。在论争方面，《现代人》和《祖国纪事》的论争议题是“民族性”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现代人》和《莫斯科人》的论争议题一方面是“小品文”和“概观体”这类不同体裁的美学原则；另一方面是“主—客观”问题，尤指作者、创作对象、批评家和读者的关系，其中涉及的个性问题实际透露两份期刊的艺术原则的争论，“《现代人》坚持艺术及批评的‘个性化’，《莫斯科人》主张排除任何个人的、有局限的偏好。” 这又体现它们各自的开放性和原则性立场。
耿海英教授还发现被研究者忽视的普希金的好友普列特尼约夫，她在文中叙述普列特尼约夫与他的朋友圈关系，如普希金、果戈理、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巴拉津斯基和雅·格罗特。这些人的“思想、社会、文学传统与立场，大体上是从‘卡拉姆辛派’发展而来” 。然后，从普列特尼约夫的文学批评角度，她认为他的美学观和批评立场承继茹科夫斯基，专于传记式批评，“将回忆（利用所述对象给他的书信）与诗人、作家整体面貌的细致分析以及就某一问题的犀利论战融为一体；注重的是对象的个性、精神力量及创造力。其中部分的是对过往时代文学生活的理想化，以之对抗当代文学世界、杂志界中‘商业化’的交往关系。” 因其仁慈的批评，她称他的批评原则为“良善批评”。普列特尼约夫的另一文学批评是“包含在与众多文学人物的通信中很多精准的文学见解和论述”。
我们对普希金的了解一般都是他的作家和诗人身份，但耿海英教授撰文讲述了普希金的媒体人身份，这为读者了解普希金提供新的维度，该身份指向报刊撰稿人、编辑和出版人三个方面，如普希金在《文学报》发表作品，创办《现代人》期刊，编辑该刊物，自己撰稿，寻找出版资金等。
她还专门叙述作家屠格涅夫与《现代人》的交往，他通过《现代人》初登俄国文坛并在期刊上不断发表作品，与之有近十五年的密切关系。其中与他相关的两场论争尤为受关注，一是杜勃罗留波夫评论《前夜》，引起两人的冲突；一是《现代人》对《父与子》不客气的评论。这两场论争使屠格涅夫与《现代人》决裂。
最后，耿海英教授从果戈理和舍维廖夫各自的文章透析当时俄国文学商业化和大众化现象，从中反映当时俄国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的角斗，商人、资本与作者群关系使文学期刊逐渐变成大众读物。例如果戈理批评《读者文库》即使内容丰富如百科全书，但内容空洞，只为博得读者“欢心”；《北方蜜蜂》中的书评内容大都是作者自吹自擂，满是写手文案，耿海英教授评价认为“《北方蜜蜂》广告写手的创作与文评，更显现着这一时期文学的商业化、大众化，无异于今天众多的文学类公众号” 。此外，果戈理指出期刊上的文学批评乱象，如没有讨论重要问题，不回应当时的文学事件，对国内文学不了解；文章辞藻华丽，没有深度，态度不严肃，情感不真挚，理解有偏差；批评家对批评事业不尊敬，不热爱。 舍维廖夫更加激烈地批评当时俄国的商业对文学的操控。从《现代人》的商业困境看，一方面在于它的贵族倾向，无法与大众读者密切接触，另一方面是当时大众文学的“外省性”特征使《现代人》的生存环境尤为艰难。
耿海英教授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和他在《现代人》上发表的政经文章中发现他的叙述不仅有关于美国的内容，还有“水晶宫”意象两者具有紧密关联。研究者发现车尔尼雪夫斯基主要从美国的现代化建设（例如铁路建设）方面寻找俄国现代化转型的方法，“纽约的‘晶莹宫’更因其集中反映了美国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就而成了一种象征，一种乌托邦的形式———在这个巨大的‘晶莹宫’内不仅实现着‘晶莹宫’，也实现着人类美好的梦想，这成了他对俄国未来发展模式的期待。” 作者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探索俄国现代化的基础来自美国现代化建设中的自由劳动、政治结构、道德力量方面。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里，我们重新认识了他本人，还明白他的“水晶宫”理想其实指向美国，这有别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水晶宫”的含义。除了激进的社会主张，他还对俄国的和平建设满怀期望。
李葆华老师也撰写了两篇关于《现代人》的文章，其中一篇 简述《现代人》的发展情况。在另一篇文章中作者发现在《现代人》中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 ，包括像荷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席勒、亨利·菲尔丁、乔治·桑等作家作品，认为该杂志呈现了一部丰富的“外国文学史”。她还发现《现代人》译介这些作品的目的，一方面丰富俄国文学创作的体裁，另一方面着眼俄国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民主自由，女性、情感和家庭，底层人民的生活。
王畅在硕论《俄国虚无主义与<现代人>杂志》中以十九世纪俄国的虚无主义为主题，将视野投向《现代人》杂志，作者简述不同主编主持《现代人》杂志的阶段情况，主要关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加入后的《现代人》。在车杜的影响下，《现代人》的栏目从文学内容转向政论文，杂志参与者从自由贵族向具有虚无主义的平民知识分子转变。作者在文中分别论述车杜的虚无主义特征。前者在《现代人》上发表《怎么办？》，小说中又诞生一个充满虚无主义的“新人”形象，后者在其文学观上表现“‘艺术说明现实’的功利主义原则” 、人民性、否定与批判特征。另外，作者提到曾在《现代人》上发表作品的屠格涅夫与车杜的交集，尽管屠格涅夫与他们在社会阶层上有别，但他们都同情人民，主张唯物主义和实干精神。最终，因杂志具有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屠格涅夫离开了《现代人》。作者还简述赫尔岑与虚无主义者们都是革命支持者，提及撰稿人在《现代人》上以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为焦点对虚无主义思想进行论争，也与《俄国言论》就该话题展开辩论。此外，作者也通过阶层、立场和暴力角度，比对《现代人》与《钟声》之间的思想主张，前者是虚无主义激进派，主张人民与沙皇的斗争；后者在自由与民主之间举棋不定，对沙皇还有期待。
近年来，专注俄国文学批评研究的朱建刚教授聚焦两位十九世纪俄国批评家尼·斯特拉霍夫和米·卡特科夫，在论述他们的文学批评的文章里，多次涉及帝俄时代的文学期刊。最近，朱建刚教授也开始研究具体的文学期刊《俄国导报》。他在《М.Н.卡特科夫——爱国的反动派与反动的爱国者》一文中评述出版人和政论家卡特科夫通过两份重要刊物《俄国导报》和《莫斯科新闻》发生思想立场转变的过程。最初身为崇尚西欧民主的自由派卡特科夫创办由政治与文学两部分组成的《俄国导报》，在尼古拉一世去世后，经历“寒冬”的期刊出版开始“解冻”，他在《俄国导报》发表时政问题，表明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在农奴制改革后，该刊物转向社会问题。后来因1863年波兰事件，促使卡特科夫走向保守主义，其刊物内容主要发表文化教育和官方外交政策方面内容。最后因沙皇遇刺，卡特科夫从保守转向反动（朱教授指出此处“反动”一词为中性色彩）。
在另外三篇文章 里，朱教授具体分析了身为文学评论家的卡特科夫对普希金、屠格涅夫的评论和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论争。卡特科夫对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评论文章均发表在《俄国导报》上。在评论普希金的文章里，朱教授认为其重点是卡特科夫肯定普希金“俄罗斯诗人的世界性意义” ，指出普希金作为“民族诗人”和“人民诗人”的两种内涵。卡特科夫对屠格涅夫的评论主要聚焦《父与子》中的虚无主义者们，并对比安东诺维奇、皮萨列夫和斯特拉霍夫对《父与子》的评论。尤其在《俄国导报》上发表的《父与子》第二部，卡特科夫同时发表了自己的文章《我们属于哪个党派？》，文中包含对进步人士的嘲讽，可见其文学批评的政治化色彩，随后，该文引起赫尔岑的反击，形成保守派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对抗。屠格涅夫既站在赫尔岑立场，又继续在《俄国导报》上发表作品，处于相对矛盾的位置。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特科夫的关系，朱教授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上发表作品并获得稿费一事，认为金钱是两人关系的要素之一。卡特科夫还干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使他修改内容，以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改变作品的构思和主题思想。之后，在与哥哥米哈伊尔共同创办的《时代》杂志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因评论《现代人》的“口哨”栏目与《俄国导报》而与卡特科夫发生论争，促使两人的关系从合作走向分歧。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发表作品，又开始求助卡特科夫，两人再次合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群魔》先后发表在《俄国导报》上，朱教授就《罪与罚》中的人物索尼娅和《群魔》中删去的内容《在吉洪那里》做了论述，前者展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特科夫就女性解放问题的看法，后者体现了卡特科夫对自身刊物的声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名誉的考虑。最后，朱教授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特科夫两人在发生争论的岁月里，既有支持，也有理解。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卡特科夫撰文表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深度与力量。
另外，在斯特拉霍夫的文学批评研究中，朱教授似乎与他的卡特科夫研究形成对比，主要论述了斯特拉霍夫对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与创作。朱教授有两篇文章 谈及斯特拉霍夫在期刊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一是发在《时代》杂志上谈屠格涅夫小说的文章，一是在《祖国纪事》上的长文《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在前者中，朱教授认为斯特拉霍夫论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着力点在于父辈与子辈对共同生活标准的优劣的看法，其中“生活”一词又有“生命”含义，区别于虚无主义，斯特拉霍夫对“生活”的强调更倾向于阿·格里戈里耶夫的“根基主义”思想，给予《父与子》高度评价。而屠格涅夫的小说《烟》出版后，引来批评家的不满，斯特拉霍夫也批判小说中的崇欧思想。斯特拉霍夫的前后态度隐含当时俄国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思想立场之争。在后者中，朱教授认为斯特拉霍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非常独特，他反驳各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不公评论，捍卫《罪与罚》的价值，尤其在“新人”之争（主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新的虚无主义者）和小说艺术结构及意义方面做了分析。他从斯特拉霍夫的评论发现其批评重点是人，以及“人的苦难与救赎”。
从《现代人》研究和卡特科夫与斯特拉霍夫的研究看，像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卡特科夫、斯特拉霍夫等作家和批评家在文学期刊上积极发文表达观点和立场，而且屠格涅夫的小说与虚无主义也是当时文学期刊讨论的热点话题。从中也可见作家、批评家、出版人们的关系网络，他们为俄国文学和文化发展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形成激荡鲜活的思想论争局面。
另外，侯丹老师聚焦从二十世纪初至十月革命前的讽刺期刊情况，她发现这一时期有近四百种讽刺期刊出版。在世纪初，像《蜻蜓》、《碎片》和《闹钟》这些主流杂志主要以“传统俄式日常幽默” 话题为主，内容渗入俄国人的日常生活及人性的弊病，没有过多的政治意义。另一些讽刺期刊因内容涉及禁忌话题，嘲讽统治阶级，遭到审查。在讽刺期刊中，主要的讽刺对象是尼古拉二世，各阶级官僚，在布尔什维克期刊上讽刺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另一种是类似编年史的期刊，突出“那个时代的混乱和道德沦丧，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以及人们对周围世界的体验” 。此文的论述突出这一时期讽刺期刊的日常与时事两个层面内容。
英美与中国学者对俄国文学期刊的研究异同清晰可见。两者都关注到文学期刊发展中的商业化影响，期刊之间的论争。但是，英美学者对文学期刊的研究，更多倾向对自由派期刊的论述；中国学者的文学期刊研究发生了从阶级层面向文艺和文化层面转变，尤其关注因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因虚无主义议题引发的论争。对这份丰厚富饶的俄国文学期刊遗产，我们期待斯拉夫研究者有新的研究成果。
为便于阅读，本文原有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