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标题，你是不是知道我想说谁？

是不是那个被做成面条子，放在油锅里炸了上万遍；坦胸露乳跪在岳爷爷墓前，被千夫所指了一辈子的史上头号奸臣秦桧呢？

当然，不是！

秦桧做的恶是不少，但你如果非要把害死岳飞这种“大功劳”归到秦桧身上，实在是有点抬举他了。

秦桧之所以会比窦娥还冤，纯粹是被各种民间演绎所影响的百姓和被天真观点所左右的文人共同推波助澜的结果。

真正的政治家，或者有着丰富从政经验的人，一眼就可以看穿整件事情的本质。

岳飞之死，罪魁祸首是宋高宗赵构。

赵构才是那个应该出来跪着说出罪在朕躬的人，而不是找一个秦桧出来顶罪。

关于这一点，教员就看的非常透彻，在读二十四史时，一针见血的指出： “宋高宗、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

然而，秦桧在岳飞墓前跪了上千年，赵构却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活了八十一岁，成为了两宋史上活的最久的皇帝。

这，公平么？

其实也没什么不公平的，秦桧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他充其量不过是个弄臣，往大了说，了不起是个奸臣。对历史的走向产生不了任何实质性影响。

然而赵构就不同了。赵构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中华文明的悲剧，作为最高统治者，他的许多做法都对后世产生了恶劣且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而害死岳飞，只不过是这些恶中最小的一件。

绍兴和议，断了民族的脊梁

一部中华文明史，说白了就是一出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二人转。

这两拨人从长城打到黄河，再折腾到淮河以及长江。

所以现在歌里唱，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

看到没，这词是有讲究的，这几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大家闹腾的最欢的地方。

农耕民族强势时，就会把草原民族赶到长城外，然后来个天子守国门，宁死不让你进来。

草原民族崛起时，农耕民族就只好退守黄河、或者淮河长江，大家划江而治，隔岸瞪眼。

一般来说，农耕文明相对于草原文明，在多数时间内是处于更优势地位的。毕竟，种地相对于放牧，更加高效且稳妥，文明的进程自然也就更快一些。

在彼此的征伐中，像匈奴等曾经强大的草原部族都先后被农耕民族所击败远遁。渐渐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变得自信、骄傲、注重荣誉和尊严。

而这些特质，也逐渐演化出了占据主流的儒家学说中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思想。

而这种思想，正是现在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正因此，我们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数千年而不倒。

也正是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不管是短命的秦朝、还是富庶的汉唐。虽然也都有过失败，但却没有屈服投降过。可是赵构却开了这个先例，不光投了，而且投的极其屈辱，这就是所谓的绍兴和议。

绍兴和议，也被称作宋金和议。名为和议，只是一块欲盖弥彰的遮羞布而已，实则一次赤裸裸的投降行为。

为啥说是投降呢？

首先金国使者张通古带来的是诏书，而不是国书，根本就没把南宋当成一个平等的国家来对待。

其次，张通古还要求到临安后，赵构要拜倒在脚下，奉表称臣，行臣子礼，从此以后成为金国属国。

这种条款要还能称为和谈，那《马关条约》都能叫胜利者宣言了。

按正常的逻辑，赵构肯定没法接受吧。可事实是，赵构在认真进行可行性评估。甚至还自欺欺人的考虑过，在张通古的背后挂一张赵匡胤的画像，这样就可以解释自己其实是在跪拜老祖宗了。

当然，这个想法实在太阿Q，脸皮厚如赵构也没好意思用，最后采用的是装病，让秦桧代表自己跪拜金国代表。

不过这人，已经丢到姥姥家了。

如果单纯是因为实力差距，打不过而屈辱投降，似乎还情有可原。

毕竟大丈夫能屈能伸，忍辱负重以待东山再起也不是不行，当年韩信还钻过别人裤裆呢，赵构给金人磕个头，似乎也没啥大不了的。

但真实情况是，正面战场上南宋军队节节胜利。尤其是岳家军，百战百胜，未尝一败。此时正摩拳擦掌准备直捣黄龙，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呢。

两国外交的原则是，战场上拿不到的，谈判桌上更拿不到。

然而到了赵构这里，愣是变成了，战场上拿到的，谈判桌上也要送回去。

如此魔幻的一幕，就这样真实的发生了。

一边追着对方胖揍，一边哭着喊着要管对方叫爸爸。

听说过给人当爹上瘾的，倒还真没听过当人儿子上瘾的。赵构真真让老百姓们开了眼。

赵构患了软骨病，可不代表别人骨头也软。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中华文明就是东亚地区最先进，最发达的文明，还从没被人这样欺负过。

放到现在，多民族融合的角度来看，金朝也是我们的一个朝代，掌管着从长城到淮河这片传统的中原沃土，金宋之间不过是人民内部矛盾而已。但在当时，对南宋的官员来说，这就是蛮族入侵，是奇耻大辱。

中国传统士人的风骨在这一刻展露无遗， 平江府（苏州）知府首先站了出来，表示绝不接待金国使者。面对朝廷的谴责，这位知府大人以辞职做出了回应。

紧跟着是来自高层管理人员的怒火。前丞相李纲上书，毫不留情的斥责了赵构： 自古夷狄凌辱中国，未有若斯之甚者…..陛下纵自轻，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后市史册何？

翻译下就是，陛下，我知道你不要脸，但同志们还要脸呢，你办出这种丢人事，你就不想想今后史书会怎么写你么？

然而一心要跪的赵构不为所动，在投降这件事上，他比任何人意志都要坚定。

只是他没想到，在坚决不跪这件事上，满朝文武的意志更加坚定。

礼部是反应最激烈的，赵构连续罢免三个礼部侍郎都无济于事，最后竟然是由吏部尚书张焘带头，联合兵部、礼部、吏部、刑部之力，集体辞职。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接下来，最猛烈，也最诛心的攻击来了，出自监察御史方庭实。

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你敢相信，这句话出自封建王朝的大臣之口？千年后的今天，读到此处仍能遥想到当年方御史当庭抗争，正气凛然的铮铮铁骨模样。让人不由心驰神往。

仅此一句，足以让方庭实千古留名。

然而，尽管群情激奋，该来的还是来了。

公元1138年12月27日，秦桧率领宰执大臣来到使馆，向张通古下跪，之后用皇帝之礼载着他向临安皇宫进发。

皇宫内，宋朝官员列队迎接，穿着各色朝服，果然是最高规格，张通古满意的点点头。

为何数日之间，那些宁死不降的大宋官员会变脸呢？请别责怪他们，这些正直不屈的人并没有来，那些列队的官员都是秦桧亲信假扮的，他导演了中国历史上最荒唐、最无耻的一场闹剧。秦桧把整个南宋官场当了猴耍。

三天后，张通古带着南宋的岁贡，五十万白银志得意满的回国，背后是赵构、秦桧等人释然的目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臣皇帝”就这样诞生了。

有些事，只有第一次和无数次之分。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会悔之晚矣。

中原文明第一次向外来势力低下了高傲的头颅，而且是以如此屈辱不堪的方式，气节这种东西，建立起来很难，想要摧毁却只是一瞬间。

第一次下跪不容易，但是只要跪过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凡事一旦有了先例，就会有后来者的效仿。此后的封建王朝，这种明明打的赢，却偏要认怂求和的事件屡见不鲜。这跟赵构脱不开关系，其万死也无法自赎。

兴文字狱，封了人民的口舌

因言获罪这种事，历朝历代皆有之，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比如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

但是南宋以前，这些都只是一些个别事件，从国家层面大规模压制民众言论，甚至打击报复这种事，是很少听说的。

北宋时虽然爆发过乌台诗案这种著名的文字狱事件，但也只是政见不同而导致的相互攻击，并且针对的也是苏轼这样的名人。后果更谈不上多严重，无非就是苏大学士仕途无望，跑的远远地呆着，从而可以更加专心致志的为我们后人留下传颂千古的名篇。

从这点上看，这文字狱还是有正面意义的。

但到了南宋高宗年间，一切都变了。文字狱真正成了一个人见人怕的东西，赵构让所有人明白了一个道理。

当你的性命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时，搞文学创作一定要慎重。

事实也证明，南宋文人在赵构的折腾下，变得越来越慎重。

据载， 宋高宗时“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

这一套做法，不就是后世那些臭名昭著的东厂、西厂等等的原型么？

面对这种高压且残酷的政治生态，文人士大夫们先是打算把率直的抗议打磨成精致的批评，但随着文字狱的升级，很快就连精致的批评也不敢有了，一个个只能噤若寒蝉，明哲保身。

想要抒发自己对文字的热爱，那么请移步西湖边，那里有美酒、美女、有目眩的歌舞和温柔的暖风。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

自古以来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明显低落，关注政治与忧心国事的热情全线消退，到后来连远离政治雷区的纯技术议题也没有人吭声了。

莫谈国事，成了士人的共识。

一方面，还知道羞耻而自持操守的士大夫为避祸而禁声，致使正气不张；另一方面，鲜廉寡耻的那些士人反而因诬告或谄媚而如鱼得水，官运亨通，导致政风大坏。

用投降折断了官员的脊梁，用禁言磨平了文人的士气。南宋的庙堂，一派苟且萎靡之势，再不复有北宋全盛期那种刚直劲挺的锐气。

北宋时，我们听到的是苏轼的豪情与狂放，是“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而到了南宋，只剩下了刘过的“ 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浓浓的，化不开的愤懑和压抑。

扩张皇权，强化了独裁统治

政体，是研究历史时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不少人羡慕欧美的政体，认为源自欧美的三权分立等政治架构非常合理，能够很好的起到监督制约权力的作用。并认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里，一直搞皇权至上，搞独裁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

这话没错，但只对了一半。权力的分散制约确实很重要，但这种分权制衡的权力架构并非欧美所独有。中国自古有之，至于为什么后来渐渐演化成了皇权一家独大，很大程度就是拜了赵构所赐。

自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中国第一次出现了皇帝。

国家这么大，事物如此繁杂，仅靠皇帝一个人，累死累活也是忙不过来的。就算能忙过来，也没人愿意这样办，天天996，你这当的是皇帝还是社畜啊。

于是，皇权被分出来一部分，交给了百官之首，也就是宰相。

皇权和相权，自此开始了长达千年的相爱相杀。

有时候你强点，有时候我强点。但总体来说，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的制约关系，天下大事，从来都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就算的。

虽然后来皇权为了制约相权，采用了三省六部制、增设宰相人数等方法来分散相权，可双方一直是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

北宋在这一点上做的就相当出色。当年宋真宗为了达到封禅泰山的目的，居然偷偷把时任宰相王旦请到家里，送了一大箱金银，希望他不要带头反对。

贿赂宰相？这是皇帝需要做的事么？放到明清就像是天方夜谭，然而在北宋只是常规操作罢了。

正因此，北宋的士大夫们参与政事的积极性很高。文彦博那句“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名言，一再为后人引用，可以视为北宋中期士大夫官僚对参与国家权力的政治自信，这与当时较为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密不可分的。

可这事到赵构这就全变了。通过各种高压手段，赵构完全收编了相权。从此以后，文彦博所想象的那种共治的美好场景再也没有出现了。

南宋后期长期出现相权压过皇权的情景，这并非是相权翻身了，只是由于权相当政，鹊巢鸠占了皇权而已。

从本质上来说，都已经失去了制约，成为了实质上的独裁。

到了清朝，这种现象可谓发展到了顶峰，皇权完完全全没有了约束。曾经的相权沦为了军机处，军机处甚至不是正式机构，军机大臣也非正式官职，完全不具备威胁皇权的基础，只不过秉持皇帝旨意办事，是一个高级秘书罢了。

所以，明朝时候还能偶尔出现个张居正，清朝叫得出名头的就只剩下和珅了。

绍兴和议时， 方庭实还能喊出此天下并非陛下之天下这样振聋发聩之语。

到了元朝，广大天下读书人的想法就只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了。

既然是货与帝王家，说明读书人心中，入仕只是一种交易罢了，这天下早已不是百姓的天下，而是皇族一家一姓之天下。广大人民从股东变成了打工人，对这个王朝，这个国家还能有归属感么？

公务员都是这种心态了，这国家治理还如何能够稳固，还如何能长治久安？

所以，才有了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无耻；才有了北平老百姓争先恐后为八国联军带路的场面。

日本人才有了以蚂蚁搏大象的勇气，因为在他们的战前评估中，中国只是一片散沙。

赵构，你为害匪浅！

程朱理学在南宋得以大成，理学为天下知识分子设计了“内圣外王”的发育路线。可是，内圣尚可实现，至于这外王，在失去制约的皇权独大时代，只能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了。

不知道有多少身怀经世之学的天才，埋没于历史的长河。

这，成了我们这个民族一段难以磨灭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