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一日耳曼世界”的客观存在,是欧洲政治生态演绎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为，它既创造了西欧国家之间由封建关系衍生形成的特殊关联性，也创造了西方社会因共同文明而形成的特殊认同感。而这两个因素共同构筑了欧洲国际政治的特殊生态，并决定了这个国家群体之间的关系区别于一般国际关系概念。
封建性与整体性在“基督教一日耳曼世界” 内部，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在中世纪封建体系内发展形成的。从欧亚大陆政治史演绎的经验出发，一个封建社会的各部分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这种相互之间的关联性既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又在现实生活中由千丝万缕的关系纽带维系着，并且是以广泛的文化认同为背景的。
因此，当各个部分发展成国家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关系，它们往往是一个政治建构过程尚未完成时的过渡性政治形态。关于这种过渡性政治形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我们可以从对比研究欧亚大陆上封建社会关系发展演绎的历史，得到非常有意义的启示。
事实上，封建主义并不是世界上只发生一次的事件。封建社会形态曾经是 欧亚大陆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形态， 只不过是以十分相同的形式出现于非常不同的社会中。封建社会演绎的历史经验表明，封建政治是农业社会发展过程中旧秩序体系崩溃而新秩序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的一个间隙期，或者说是旧秩序的整体性遭到破坏的产物。通常会伴随着国家的分裂和中央权力的衰微以及贵族权力的膨胀。
这一点无论是中国历史演绎中的商周时代，罗马帝国的拜占庭时代，还是在欧洲的中世纪,都表现得很透彻。也就是说，一个文化区内的封建国家，是在整体政治秩序遭到破坏后地方权力膨胀的结果。在-一个稳固的秩序建立以前，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将表现为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斗争，是走向秩序稳固之前的过渡形式。春秋战国时代华夏文明圈内的国家关系是这样，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国家关系在本质上也是这样。这是欧洲一体化运动诞生，并能够持续深化发展的基本历史内因，也是法德两国能够迅速实现和解的基本历史根源。
不过，“罗马一日耳曼世界”与华夏文化圈有一个基本差异， 即前者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在文化和政治上保持着各社群的多样性:而后者在发展过程中则渐趋统一，并最终在文化.上形成了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局面，从而促进了华夏文化圈 比较迅速地在政治上形成个稳固的秩序，叩统国家的出现。 这差别的形成是自然地理差异、生产方式差异与文化传承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它在社会政治发展方而的影响是深远和决定性的。这其中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华夏文明圈内， 统一国家发展成该区域不可替代的运行方式;而在“罗马一日耳曼世界” 内部，则形成了一个帝国政治的大屋檐统领一个小国寡民群体的秩序体系传统。从古至今，这样的秩序体系始终是欧洲最受欢迎的秩序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法兰克王国、神圣罗 马帝国和欧洲联盟，都是“罗马一日耳曼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选择的不同的大屋 檐形式。在这一系列大屋檐下，“罗马一日耳曼世界”以及它统领下的欧洲各国形成了复杂的历史因缘，及其恩恩怨怨。这些充满了记忆和感情色彩的关系是欧洲所独有的。他们可以为此厮杀得昏天暗地，但却不喜欢别人干预他们的事物。
基督教社会的完整性“基督教—日耳曼世界”与华夏文明圈的演绎路线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走向了多样性,而后者则从多样性走向了大一统。两个社会完全不同的政治发展路线显然与各自文明的结构特点有关。华夏文叨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华夏社会的世俗性，决定了华夏文明圈 政治演绎的路线；同样的结构因素和“基督教一日耳曼世界”的宗教特性，决定了 欧洲社会政治演绎的路线。
“罗马一日年曼世界” 是基督教社会，基督教大- -统中的教会自治体制显然对这个社会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看到，在基督教共和国的大屋檐下，西欧与中欧出现了庄园和城市的政治自治结构。这完全是天国模式在俗界的复制，是中世纪人们的愿望。
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罗马一日耳曼世界”是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应该说，中央集权体制是一一个完整、统一的政治体制，而基督教共和国是又一种完整、 统一的政治体系， 只是他们的运行模式不同。前者以统-意志为特点，后者则以白治为特点，在文化融合与政治划一方面它们 的作用和意义是几乎相同的，或者说是殊途同归的。这表现在，政治. 上的不同结局丝亳没有影响两大文明的感召力与凝聚力。
这个事实正在通过不断延长的历史得到反复证实。而这个事实在本研究中具有核心意义与价值。即，处在同一文明和同-社会形态影响下的西欧各国，其国际关系具有特殊性，因此涵盖这些国家的“罗马一-日年曼世界”也是与众不同的。在这一-点上，华夏文明圈与欧洲两个地区的古代历史展示了强烈的共性与可比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形成这样的思考逻辑，即，与只有 理解华夏文化圈的概念才能真正理解秦汉统- -的历史真谛一 样，只有理解了“罗马一日耳曼世界”的概念，才会真正形成理解法德和解及结盟的真谛。
特殊的内在关联性从历史主义和一般政治学的观点出发，“罗马一日耳曼世界”最终没有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并在文化上走向了多元格局，是导致文艺复兴之后本地区逐步分裂成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的主要原因，也是欧洲在政治发展上的一个极富成果的“不幸”。西欧与中欧的国家关系也在这个因果链条巾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和特殊的关联性。
如同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华夏文明崗-样，“罗马一日耳曼世界” 同样蕴含了 明确的历史性精神与政治影响。在精神层面，“罗马一日耳曼 世界”是欧洲及其文明的象征，具有经久不衰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这表现在，它具有延续性、生命力、历史适应性，它根本没有衰落，它在变化并成为欧洲，更进一步:它是现代欧洲的摇篮，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现象，一张无数统一欧洲努力的蓝图和一个迄今为止依然活生生的版本。
在政治上，在直至最近的欧洲历史描述中，法兰克帝国不仅仅被证明具有欧洲摇篮的作用，它同时也是欧洲各大民族的过渡形态，首先对法兰西和德意志而言是这样。这表明，对于西欧和中欧国家而言，“罗马一日耳曼世界”创造了这一地区同文、同种的性质。
同时，在法统的意义上，法兰克人创造的帝国系列使它们成为一个帝国内部的不同封国。这就是说，中-西欧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原本具.有与春秋战国时代华夏文叨圈中的国家相同的性质。这就是布洛赫所说的:“西罗马帝国覆亡后，西欧分裂成由日耳曼各政权统治的诸王国。
封建欧洲所有的君主国都或多或少地从这些‘蛮族’君主国发展而来。”在这个意义上，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建法统最有历史意义,它所包含的内容，是“罗马一日耳曼世界”内部历史关系的基础。我们所定义的“罗马一日耳曼世界”国家的特殊关联性，在相大程度上都是从这个基础中衍生出来的。
没有共同文化的维系，“罗马一日耳曼世界” 实难以存续。因此，这个世界首先是一个共同文化的世界。不过，我们不能因此认为，“罗马一口耳曼世界”仅仅是个虚幻的精神联盟。在长达近千年的中世纪，罗马一日耳曼世界在欧洲构筑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封建关系体系。这是一一个从墨洛温王朝开始，经加洛林王朝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建王朝体系。尽管这个封建社会体系是以自治格局为基础的，但其法统的连续性和封建关系构成的脉络都十分清晰。
布洛赫指出:“总体来看，各王国地理上最突出的特点也许是，虽然它们的领土界限变化不定，但国家的数量变化很小。虽然在前加洛林帝国的版图内兴起一批实为独立的国家，只是一个接一个的衰落掉， 但即使那些最强大的地方僭主一-在 鲁道夫和瞎子路易之后一也不敢僭称皇帝， 或否认他们在法律上臣属于某个国王或某个国王的附庸。
最有力的证据是君主传统力量的持续不断，这一传统比封建主义古老得多，而且注定在封建主义之后存在很长时间。”当然，“罗马—日耳曼世界”里的封建关系纽带相对松弛:“较晚发展起来的政杈，从领地大公国到普通贵族领地或承包领地，按一种几乎察觉不到的等差上下排列。”然而，“在这种四分五裂的社会里，这些政权注定要维持秩序和统一之类的一些原则。”中欧和西欧的国家关系就是在这个大背景卜形成的，构成了在神圣罗马帝国大屋檐下的特殊关系体系。
基督教共和国内部的国家关系与普通政治概念中的国家关系不同，其差别在于, 这- -类国家关系基本体现为封建从属关系、宗教关系、亲缘关系，或者是婚姻关系等。在这类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关系具有明显的特性。即，政治实体之间既相互区隔，又相互联系在一起。
也就是说，在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首先不是从近代世俗政治层面上体现出来的，而是从封建及亲缘关系等超世俗政治的层而上体现出来的。这 在最基本的层次上决定了“罗马一日耳曼世界”国家关系的特殊性。即这些国家首先是由超世俗政治的关系联系起来的。因此，在这些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发展演变往往受到超政治逻辑的左右，或者说受到了浓厚历史主义和群体认同感的影响。
群体认同感“罗马一日耳曼世界”的群体认同感首先是一种对文明的认同，同时也是种对宗教的认同。因为西方文明主要是以基督教为基础形成的。此后，在漫长的历史演义的过程中，这种认同感逐步地向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演化，并渐渐形成为西方世界的一种历史传统。
“罗马一日耳曼世界”的认同感首先在这个基础上诞生了。“在欧洲，实际存在的彼此互认，为基督徒的预期起到了引发共同体感觉的作用，这是不应低估的。这种共同体感特别在与非基督徒进行区隔时会被激活，尽管存在着一系列信仰矛盾。”欧洲的基督教化而引发的“罗马一日耳曼世界”的群体认同感在十字军运动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高潮，并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化，“造就并积淀了原始民族主义者的形象”。
